這是一位將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課教師，他在貧困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學生。他已貧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為山樑上的樹，時日越久，根扎得越深。然而，清退意味著他將要被「連根拔起」，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大雪封山後，至今仍拿著200元月薪的代課教師王建林習慣在結滿冰凌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視線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搖曳不定的未來——今年，這名甘肅會寧縣的代課教師將和中國僅餘的31萬名代課教師一起，被最後清退出歷史舞台。
對這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來說，這是繼4年前教育部發佈「清退令」後的又一個艱難時刻，他們部分已拿著數百元不等的補償金落寞轉身，剩下的則繼續等待命運的裁決。
消息激起公眾的關注，人們通過QQ群等網絡組織形式，呼喚社會公正對待代課教師清退問題，各種以尋找和資助代課教師為主題的公益活動也相繼發起。
雖然教育部隨後澄清「未明確清退時間表」，但1月22日該部門宣佈嚴禁聘用新的代課人員，多個省市相繼出台清退計劃，預示著清退將進入最後的倒計時。
他和青春：理想，囑托，扎根
寒假中的甘肅會寧縣漢家岔鄉常山小學空空蕩蕩。孩子們剛走幾天，失去教職的恐懼就困擾住了代課教師王建林。「我看新聞了，說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貼著漢語拼音識字卡的教室裡，47歲的王建林攤著雙手說，「我不喜歡『清退』這個詞，像趕一群叫花子似的。」現在，他所在的甘肅——中國代課教師擁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將清退剩餘的2.1萬名代課教師，他們絕大部分在偏僻的農村。
如果不是兩年前搬到這個新校舍，常山小學還只是兩間泥房加一個木製廁所的簡陋教學點，一根跳繩和一個皮球是全部的家當，下雨的時候泥漿水沒過腳踝。
王建林在這裡當了22年代課教師，村裡兩代人都是他的學生。「最好的年華都耗在這裡了。」村中的同齡人說。
王老師皮膚有點黑，面龐清瘦，嚴重的眼疾讓他甚至無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來教書的。」他說，「我這輩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講台上。」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響應號召赴大型國企蘭州石化當了一名搬運工。「我最想做的還是老師，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講台，才配為人師表。」他一直這樣認為。
1987年冬天，由於長期的貧困、缺乏營養和腿疾，在農村老家當代課教師的大哥突發急病。王建林從蘭州趕回時，已無法站立的大哥囑托他給30多個孩子代課。
僅僅十多天後，大哥病情惡化，彌留之際他再次強調了遺言：「幫村裡教好這些孩子。」事實上，王建林若選擇從城市返回農村做代課教師，不僅意味著每月的工資要從90元變成40元，而且還可能遭遇與大哥同樣的命運。所以，當時他猶豫了。
後來鄉幹部上門遊說，父親也說不能耽誤了孩子。思考了一個春節，王建林決定留下來：「我想父親是對的，這些孩子，如果沒有老師，將影響他們一生。」他穿上那套整潔的便裝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講台，登記冊上至今仍寫著哥哥的名字。「我不是沒有機會回到城市，」22年後，王建林時常端著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時候就像那山樑上的樹，一旦紮下根來，只會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個孩子都是我的太陽
王建林開始任職的20世紀80年代末，是中國代課教師群體增長最迅猛的時期。義務教育法的頒布讓適齡受教育者的數量激增，從而凸顯出師資力量的短缺，代課教師成為基層教育的救命稻草。他們大多原先是農民，後來被稱做「民辦教師」，又改為「代課教師」，最高峰時有58萬之眾。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王建林都無法適應這種命運的弔詭——實現夢想，卻失去哥哥。幸而孩子們為他驅散愁雲。22年間，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學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學生。王建林說：「我希望他們都能做個好人。」常山小學最初的校舍位於村子中央的低窪處，那裡也是雨水肆虐之地。昏暗的教室讓王建林幾乎臉貼在黑板上寫板書。下雨天則最讓人頭疼，他需要不斷變換桌椅的排列組合，以免孩子們坐在漏水的屋頂下。
一位學生這樣回憶王老師：他時常挑著擔子，冒著大雪運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來了，他卻又忙著給淘氣的男孩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學經費除了用來買煤取暖，已難添一筆一紙，於是，王建林用廢木頭做了三角尺和計數器，又找了一個廢舊喇叭，在孩子們自由活動時放些兒歌、唐詩。
1997年夏天，一場眼疾找上了王建林——眼睛像燈泡一樣腫起來，視線模糊、疼痛怕光。最後他只得蒙上紗布，靠記憶講課。一個鄉幹部得知後為他申請了300元醫療費。「心裡亮堂就行。」日漸失明的王建林笑著請記者放心，「每個孩子都是我的太陽。」王建林同時帶3個年級的20名學生，用的是複式教學法，即一個老師同時給不同年級的學生上不同的課。
連夜大雪把常山小學裝點成一片白色。雖然是假期，但1月16日這天，王建林還是認真清掃了每個角落。「看不到孩子，我心裡總是沒著沒落的。」王建林的學生現在大部分已經走出大山，各有所成。不久前，一位已成為蘭州白領的學生感慨於母校的困頓，組織同事送來了一批體育用品，讓他甚感欣慰。
王建林有著西北人倔強和尚義的古風，他鼓勵學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而非僅僅追求功利和實用。
一名他昔日的學生跨入大學後想獻身慈善事業，王建林成了這個村子裡唯一的支持者。他認為，窮人也可以幫助窮人。2005年，一名記者無意間發現了這個時常瞇著眼睛的代課教師。記者的報道引來關注，王建林開始受邀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一次在蘭州他被安排住進酒店，走進豪華洗手間，他竟尿不出來，他說當時他一下子想起學校那間露天的簡易茅房。「孩子們還在受苦，我卻享福了」，他這樣想著竟獨自傷心起來。
他和家庭：忠孝之間
22年間，王建林的月薪從40元蝸牛爬行般增長到200元，但分享這點收入的不只他一家五口，還有大哥留下的兩個孩子。「作為一個男人，我很慚愧。」王建林常自責自己讓家人生活得太苦。他沒像別的代課教師那樣因生活的艱辛而兼職打工，一是眼睛不允許，二是多少覺得有辱斯文。他和妻子張英芳攬下了一單織地毯的活兒，地毯供某款豪華轎車乘客踏腳之用。
密密匝匝的毛線讓他幾乎把眼睛貼到了梭子上，時間一長就流淚。
《南方週末》曾在2005年和2008年報道西部代課教師，發現代課教師們是「村裡最窮的人」。有些邊遠地區，一些代課教師甚至數十年拿著40元月薪度日。
桀驁不馴的王建林對此不以為意。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給他一套西裝，他欣然接受。他喜歡穿戴整潔的感覺，把廉價皮鞋也一擦再擦。他說：「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我是村裡兩代人的老師。」王建林的家在山坳深處，門簾已被寒風撕破，牆壁上的圖案也斑駁難辨。面
對家業凋零，農民王建林和教師王建林時常陷入對峙和矛盾。「對這個家，我虧欠太多。」王建林的父親逝世於1996年盛夏。此前老父親已常常抱怨腹部發脹，王建林以為只是胃病，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輪車把父親拉到縣醫院。醫生診斷為肝癌晚期，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從縣城回來，父親開始吐血。王建林陷入內疚和恐懼，瞞著父親偷偷做了口棺材。老人早已覺察自己時日無多，彌留之際他囑咐兒子三件事情：種好莊稼，照顧母親，辦好學校。王建林道歉說沒有盡孝，父親說把村裡的孩子教好就行。
另一個同樣炎熱的夏天，突發肺心病的母親也在呼吸困難中痛苦離世。再後來，由於無暇照顧，女兒的癲癇日益嚴重，最終影響了智力，18歲還在上初一。
王建林帶著妻兒離開空落落的家，住進學校。村民們回憶，開學的日子，每天傍晚，都會看到這個瘦削的男人帶著一群孩子穿梭在田野溝壑間，夕陽把他們映照成一支喧鬧而豪邁的隊伍。「沒有王老師，娃娃們將來還是泥腿子的命。」一位村民說。2007年8月，由愛心人
士出資、村上出地的新常山小學落成。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頂上，由此真正成為一處地理和心理上的制高點。正式開課的那天，王建林和孩子們在平坦乾淨的操場上追逐奔跑，笑聲、歡呼聲交織著舊喇叭中的輕音樂，響徹山野。他和「他們」：倖存者，遇難者
縱使在尊師重教的「狀元縣」會寧，代課教師也依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在這裡，政府每年將過半的財政支出投放於教育，培養出6萬多名大學生，升學率驚人，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區無異，這裡的代課教師仍處在不被關注的角落。
據會寧縣教育局統計，會寧自2007年以來已有158名代課教師離崗，剩餘的771名也將採取「個人自願，政府補償」的原則清退。然而補償標準官方卻不願透露。「主要是錢太少，不太好說。」當地一位教育官員說。
這與該縣在2004年進行「代轉公」嘗試時的勃勃雄心大相逕庭。當年177名代課教師通過考試獲得轉正資格，但3年後，這個曾廣受讚譽的「會寧創舉」卻以流產告終。「我是倖存者，但站在無數個遇難者身上。」王建林說。1995年，他曾成功通過一次「代轉公」考試，但核對個人檔案時卻發現他一直頂替著大哥的名字，這成了王建林教壇生涯的一次迴光返照，此後由於學歷問題，他再也無緣轉正。「過
去等『代轉公』，感覺像被判了無期徒刑，現在被清退，算是判死刑了，但我們做錯什麼了嗎？」王建林感到無助。清退政策出台後，一位鄉幹部曾徵詢過他的意見，問他是否願意主動請辭。王建林倔強地回絕，說不掙錢干也行，「就當我是一名教育志願者，我死而無憾」。
1月17日，王建林穿上皮鞋，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課教師王映斌。他們相識於兩年前一個複式教學研討會上，後來成為同病相憐的至交。
王映斌的院子裡曬滿了玉米，但他絲毫沒有豐收的喜悅——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呆坐於床上。為養活一家五口，王映斌下課後就到鄉上的工地做苦力，然後連夜批改作業。
王建林對好友的境遇感到心痛。王映斌隨後說起幾個主動請辭的代課教師，他們成了農民工，工資卻是教書時的10倍。王映斌說實在沒轍了，那也是條出路。現場陷入了沉默。
回到家，王建林表情沉重。窗外大雪漫天，王建林加炭取暖，陪記者坐至深夜，還說起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一個慈善組織邀請了包括王建林在內的數十名鄉村教師去首都培訓，以提高西部教師隊伍素質。在一次交流會上，一個以嘉賓身份出席的律師得知有代課教師在場，不留情面地問主辦方：「都要清退了，為什麼還要花錢培訓他們？」這是對王建林尊嚴的挑戰，他搶過話筒回敬：「你可以把教師分成三六九等，但孩子是平等的，他們都需要接受教育。」沮喪中的王建林隨著浩蕩的人潮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我看著遠處的毛主席像，眼淚就流了下來。」他回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