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母親的輓歌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凌晨五時五十分，我握著母親的手，坐在床頭前。我的指頭仍習慣性地搭在母親的腕脈上，我知道，那兒已沒有了跳動。母親像往常一樣躺在病床上，寧靜、安詳得有如睡得很沉很香。我無言地望著母親，有如剛被娩出的嬰孩無知而又盡可能充分地打量著母親，而四週一片沉寂，整個病房裡只有我響如雷動的鼻息。伴隨著倒春寒而至的北風從破損的舊窗戶裡灌進來，陣陣翻動著母親額前的短髮，我彷彿看到母親的淚眼仍在翻動。我輕輕理順了母親額前被寒風打亂的秀髮，欠身在她額前輕輕地一吻，那裡仍保留著生命的溫度——母親滾燙的餘溫。我心裡明白，這是此生我與母親單獨呆在一起的最後的時刻了——長兄已外出報喪，而母親的遺體很快就會被人從這裡抬走。
我沒有哭出聲來，怕將噩耗立即傳達給鄰室淚眼洪鐘地癱倒在病床上的父親。他接連兩夜未合過眼了，此刻，還是讓他再躺一下吧，反正有次兄正陪著他呢。而在這間狹窄的急救室裡，我的泣啜搖撼著承載母親的病床。我多想母親仍會痛苦地扭動一下身軀，猶如無法抵禦疾病的侵害一樣，輕輕地輾轉一下肢體，或低沉地呻吟一聲，哪怕就一聲。但母親靜靜地躺在我眼前，我喚不應她。我希望握在我手中的母親的手，會奇跡般地動作起來，握住我，或者甩落我。但她沒有，她的手那般無力，完全將我遺忘在農曆三月徹骨的寒風中。
再過三天，便是母親生下我二十六年整的日子。我不知道為何母親選擇這樣的日子轉身離開？她連三天也不願意等待。此前的每個四月八日，母親都會給我煮壓歲的雞蛋，我也一直在想，總有一天我會在自己的生日之際，買來很多很多禮品送到母親手中，回報她的養育之恩——我也明白，粗心的我未必就在三天後的四月八日裡履行自己的諾言，但至少這也是我的第二十六個紀念日，母親不該錯過！此後，就算我掙得來一座金山，又到那裡去尋找回報母親的機會？
我握著母親的手，凝望著她堅毅了數十年的面龐。我感覺得出母親的體溫正在下降，在一絲絲減退。我呼喚著母親，彷彿仍能聽到她慈祥的應答。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母親會捨我而去，她不再會像過去的那些艱辛歲月裡一樣，歷經風霜雷電卻一直堅強地攜著我，行走在顛沛流離的人生路上。
清真寺的教胞們抬著擔架進了急救室，病區開始喧鬧起來，其他病房的病員擠上門來看熱鬧的人不少。在他們眼裡，病區又死了一個人，就那麼簡單。教胞們也機械地重複著他們千百次經歷的例行手續，莊重肅穆，但又異常沒有表情。我知道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均已證實了這不是虛幻的夢境，而是活生生的訣別。我不由得護住母親，不讓一雙雙毫無表情的手接觸到並褻瀆了母親的聖體。我抱起母親瘦削的遺體，慢慢跪到地上，輕輕將她放進擔架。有人開始抬起擔架走出急救室，又如要將母親的聖靈從我的世界裡搶走，我發瘋般撥開人群，拼盡全力搶過擔架的另一端，我知道，只有我有權護送著母親走出這個時空。是夜，三天未合眼的我依舊守候在母親的身旁，我多希望時光會在此前的任何一天裡定格。
母親的葬禮異常喧鬧，儘管按伊斯蘭教的習俗，母親與逝後第二天便長眠於泉下，但遠鄉近鄰仍趕在此前，紛紛放下手中的活計，向頓放母親聖靈的文屏小鎮匯攏，默默地目送她上路。簡樸的穆斯林葬禮將文屏山東側黃土地上的一個土丘定名為母親此後的居所，與世塵永遠地隔開，但這座黃土堆砌的陋室透過蒼翠松濤，看得清文屏小鎮的茫茫人海中的父親和兩位兄長，也望得到我身處的遠遠異鄉昭通市。而在自此南行四百餘公里，昆明市西北郊的金家山回族公墓中，躺著我那永遠十四歲的小妹紅梅，此刻，五十八歲的母親或許已看到了她同樣瘦弱的病體。
母親戚慧琳，1938年6月17日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其父解放前曾任國民政府偽職，並於1950年土改中被錯劃地主而被捕入獄，這種人力難以逆轉的現實便成了母親一生含辛茹苦的根源。在令人聞風喪膽的階級鬥爭陣陣呼號聲中，剛步入不惑之年的外婆被迫拉扯著母親和比母親年幼的兩個舅舅，遷居到小沖村勞動改造。母親也於十二歲時輟學，外出幫工補貼家用，肩負起養家餬口的重任。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母親仍堅持學習，竟然於1956年通過自學考入了昭通專區中等師範學校。
1958年，年方二十的母親中師畢業，分配到火德紅管理區從事啟蒙教育工作。家庭的磨難使她將一切個人的追求拋之腦後，一心在事業上構築自己的生命旅途。她先後寫下數十冊詳盡的小學語文教學手記，成為後來全縣歷屆小學語文教學先進經驗交流會中被廣泛傳抄的「真經」；針對山區啟蒙教育生源少、師資薄、經費缺乏的實際，母親倡導並親身實踐了「複式班」的新穎教學模式，成為山區啟蒙教育改革的優秀成果之一，得到專區、縣教育主管部門的多次表彰與獎勵，並在全區山區小學中大為推廣。作為山區教育工作隊伍中的一面旗幟，母親多次出席區、縣文教系統的群英會、先代會。在此後的三十餘年中，她被分別調往葫蘆口、水磨、龍頭山、箐門等貧困山區農村，推廣先進的啟蒙教育經驗，將畢生的精力都傾注在了山區兒童的啟蒙教育事業上。母親常說：「不要因為自己的卑微而懊惱，流星也有輝煌的一刻」，因而她十分注重保持住這種光亮，即使是在「文革」中，當她被誣陷「喊反動口號」而被揪斗並下放到吳家村勞動改造歸來後，仍不計前嫌地投身到緊張的教學工作中去，彷彿離開了自己，教學工作就不能正常開展了一般。
1959年2月18日，在桃源管理區任文書的父親李才本，走進了母親修女般沉悶的生活，與之結為終生伴侶。但母親並沒有就此沉淪進小家庭的生活情調中去，她在1960年10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愛情是生活中的詩歌和太陽，但一個人如果僅僅在愛情生活中來構築自己的幸福大廈，一心只想在愛情生活中追求狹隘的完美與滿足，她就丟掉了自己的尊嚴和立足於世的根本……只有建立在偉大事業上的愛情與幸福，才是萬古長青的。」所以，她一面竭盡所能地做好自己教書育人的工作，一面鼓勵父親積極投身到社會的大建設中去建功立業。母親最愛唱的一支歌曲是抗戰年代流傳的蘇聯歌曲《小路》——「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向迷霧的遠方，我要沿著這條細長的小路，送著我的愛人上戰場……我要勇敢地為他包紮傷口，從那炮火中把他救出來」。母親的確循著這支歌的精髓，給了父親同志般的深厚情誼——她跟隨父親在貧困的大山溝裡流連，輾轉了二十餘載。母親給予自幼便父母雙亡的父親的已不僅僅是妻子的愛，也是母愛和友愛，這些愛，陪同著父親數十年在波濤洶湧的政治潮流裡隱現。
1978年3月，母親患流行性腦膜炎，但在父親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就得予康復。此後，父親就因政治風雲突變而遠離親人，進了學習班。同年4月，母親再次感染病毒性腦膜炎，生命垂危，經醫院全力搶救後雖慢慢好轉，但留下了神衰綜合征、眩暈綜合征、左耳鼓膜穿孔等多種嚴重的後遺症，不斷在三尺講台上突然暈倒不省人事。但她依舊帶著重病，堅持正常的教學工作。更為不幸的是，同年6月7日，父親因「忠實執行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無理罪名而被捕入獄，未經公開審理便判刑十年整，這更給久病體虛的母親帶來了最為沉重的當頭一擊。精神的創痛、疾病的侵襲、生活的窘困、社會各界的冷眼，一夜之間向母親襲來，使這位剛步入不惑之年的柔弱女性頓生莫大的傷痛與困惑，也使她再度病倒，連綿十餘載未獲痊癒。
就在父親入獄、母親病倒的同年9月，我的兩個哥哥同時考上了高中，要到離開母親六十多 |
